死去何所道,
托體同山阿。
人固有一死。東晉詩人陶淵明的詩句,道出了他面對人生終點時的豁達,希冀從此回歸大自然。
墓志銘是墓的靈魂,墓的主題,墓的“身份證”。墓志銘有他撰與自撰之分。中國古代的墓志銘,都是后人、他人為死者撰寫的。他撰的墓志銘,最常見的是記述逝者生平與貢獻。
中國古代帝王將相的墓志銘,往往就是一篇刻在方石之上的歷史文獻。這種碑文用詞遣句都極其嚴謹,經(jīng)過反復(fù)推敲這才寫定。不過,也有的帝王將相的墓志銘堆砌了連篇“諛辭”,使其文獻價值相形見絀。
例外的是陜西乾陵武則天墓,只立一塊無字碑而已,反而讓后人對這位特立獨行的女皇帝以充分的想象空間。
南京中山陵孫中山墓碑上,只有一行鎏金大字“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”,卻無一字碑文。據(jù)說這是由于很難把孫中山的豐功偉業(yè)濃縮于一塊石碑之上,只得作罷。
隨著時代的進步,思想的解放,自撰墓志銘者漸漸增多。
自撰的墓志銘,是人生的告別宣言。墓志銘集哲理、詩意、歷史、文化于一體,言簡意賅,濃縮著智慧之光。自撰的墓志銘常常是亡者最精煉的人生體驗之言,最深刻的人生思索之語。
著名愛國將領(lǐng)馮玉祥將軍自撰墓志銘,反映生平之志:“平民生,平民活,不講美,不講闊。只求為民,只求為國。舊志不懈,守誠守拙。此志不移,誓死抗倭。盡心盡力,我寫我說,咬緊牙關(guān),我便是我,努力努力,一點不錯。”
1978年,正值66歲盛年的啟功先生自撰墓志銘,以幽默的風(fēng)格記述一生:“中學(xué)生,副教授。博不精,專不透。名雖揚,實不夠。高不成,低不就。癱趨左,派曾右。面微圓,皮欠厚。妻已亡,并無后。喪猶新,病照舊。六十六,非不壽。八寶山,漸相湊。計平生,謚曰陋。身與名,一齊臭。”
富蘭克林既是美國著名的科學(xué)家,又是“獨立宣言”的起草者。然而,他的墓志銘卻是“印刷工富蘭克林”。在他看來,家庭貧困迫使他在年輕時當印刷工,使他有機會從印刷品中學(xué)習(xí)知識,知識改變了他的命運,所以他永遠不忘自己出身印刷工。
赫魯曉夫的墓碑上,我只見到一行字:“尼基塔?謝爾蓋耶維奇?赫魯曉夫”,連生卒年月都沒有寫。大約在赫魯曉夫看來,像他這樣家喻戶曉的人物,除了姓名之外,再加上任何一個字都是多余的。
自撰墓志銘以過來人的身份,把一生的心得以三言兩語鐫刻于小小石碑之上,閃耀著真知的光芒,成為贈予后來者的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以詩祭奠亡靈,則是悼亡詩。把悼亡詩刻于墓碑上,從廣義上講,也屬于墓志銘。西晉潘岳為悼念妻子楊氏而寫了《悼亡詩三首》,開悼亡詩之先河。從此,歷代悼亡詩詞不絕。詩詞是感情的結(jié)晶體。悼亡詩詞成為懷念亡靈的深情繾綣之作。
形形色色的墓志銘,折射著萬千世態(tài),蘊含著歷史文化,飽蘸著人生哲理,訴說著無盡懷念。正因為這樣,墓志銘值得收集,值得保存,值得研究,值得出版。
然而,在文化領(lǐng)域中,對于墓志銘的研究卻幾乎是空白。上海福壽園陵園文化研究所把園內(nèi)的墓志銘加以選編成書,不僅僅是對陵園文化的新探討,更重要的是給廣大讀者以人生的啟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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