墓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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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人:花圈網 發布于: 2020/3/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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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銘是刻在碑上的文字,F代人通常實行“簡化主義”,在逝者墓碑上刻下“XXX之墓”,最多在墓碑后面寫上生卒年及粗糙的生平述略了之。掃墓時跪拜灑酒、紙灰飛蝶,事畢后游賞山水、酒食一番,至于“先”何以值得“祭”,“祖”何以值得“念”,對不起,很少有人去關注了。
墓銘首先是讓人們銘記。希羅多德《歷史》第7卷載有這樣的史實:當年希臘人抵抗波斯入侵,溫泉關口是侵略者必經的要塞。300名守衛關口的斯巴達人,奮不顧身地抗擊,最終寡不敵眾,全部陣亡。事后,希臘詩人西門尼德為300名勇士寫了一個墓銘:“過路人,請傳句話給斯巴達人/我們矢忠死守,在這里粉身碎骨。”這里沒有鋪陳的敘述,它之所以令人難忘,是一種情感的真實——勇士們的客觀形態特征(死亡)和感情的主觀愿望特征(為國捐軀,靈魂永生)在一個交集點上會合(長眠)。死亡與永生相綰結,墓地不單單付之風塵,墓銘也見證悲情記憶。
墓銘的意義還在傳志。中國墓園文化史上,有許多寫墓銘的高手。韓愈為他人寫的墓志銘不下數十篇,其中寫柳宗元的《柳子厚墓志銘》,是列入《古文觀止》而作為范文的。近世文壇一般稱梁啟超為“詩界革命”領袖,但梁氏有自知之明,因為最早倡言“我手寫我口”、并寫了一千多首“新派詩”的,是先驅者愛國詩人黃遵憲。黃遵憲病故后,梁啟超寫了將近2000字的《嘉應黃先生墓志銘》,于詩格、于人格,高度評價黃遵憲:“先生之詩,陽開陰闔,千變萬化,不可端倪,于古詩人中,獨具境界”,“士失職者多矣,而獨于斯人焉奚悲?悲其一身之進退死生,與一國之榮悴兮相依。”將個人身世與民瘼國是聯系起來,這墓銘就呈現了大境界、大志向。
墓銘有別人追思而寫成的,也有逝者生前自撰的;有莊重的,也有幽默的。俄羅斯大詩人普希金在1815年就寫有《我的墓銘》,中譯者為查良錚,即詩人穆旦。墓銘曰:“這兒埋下了普希金;他一生快樂/盡伴著年輕的繆斯,慵懶和愛神/他沒有做出好的事,不過老實說/他從心眼兒里卻是個好人。”這一平實的自評,逝者的身世與風范畢現。美國新澤西州一個墓園里,一個名叫伽里的墓志銘,倒像是一則幽默小品:“恕我沒能站著歡迎您!因為我皮難包骨,骨瘦如柴;請別忘記,我當年卻是一位有名的胖子。哇哈,我終于減肥成功了!”這一在墓地發笑的自述,莊重與幽默兼具,讓人看到逝者的達觀。而在中國當下,啟功先生的迷人之處,在于這位書法大家圓融的做人態度。夫子年過耳順,就早早寫了《自撰墓志銘》,曰:“中學生,副教授。博不精,專不透。名雖揚,實不夠。高不成,低不就。癱趨左,派曾右。面微圓,皮欠厚。妻已亡,并無后。喪猶新,病照舊。六十六,非不壽。八寶山,漸相湊。計平生,謚曰陋。身與名,一齊臭。”全文通押六,讀如溜。人生一般有三個層次——物質生活,精神生活和靈魂生活。啟功先生自撰的這一墓銘,讓我們上他的第二層樓小憩玩味,也“窺”得第三層樓的靈魂境相。啟夫子如此自謙、自嘲乃至自賤,依憑的是一種高品位的文化。吾道誰與歸?足可讓那些“世外高人”無言以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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